葛建伟 | 我喜欢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文章转载自：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专家简介：葛建伟，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微创内镜组组长。擅长垂体瘤的经鼻蝶内窥镜及显微镜手术治疗，颅底肿瘤的微创手术治疗，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脑动脉瘤的微创手术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颅神经（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的锁孔手术治疗，复杂脑积水的手术，前路颈椎间盘手术等高难度手术。

采访笔记

“他在ICU，妻子小二十岁，央求我，一定要进去说句话，我问，什么话，她说，从来没有对他说，我爱你，再不说，就永远说不成了。”聊起那些病房里的生离死别，他有些走神，放慢了语速。

仁济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葛建伟，擅垂体瘤的经鼻蝶内窥镜及显微镜手术治疗，颅底肿瘤的微创手术治疗，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脑动脉瘤的微创手术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颅神经锁孔手术治疗，复杂脑积水的手术，前路颈椎间盘手术等高难度手术。

这是一个醉心于挑战高难度手术的医者，他追求的手术境界：简单，快速，保留正常解剖结构。“手术成功以后的感，如吸氧一般。神外医生，除了胆大心细，还要有超人的智慧，不仅仅靠一双手，而且靠最佳的判断，靠最优的策略。”

他一年的手术量，院内、外的手术300余台，“做主治医师时，要接近400台，有一次高难度手术，做了19个小时，从此日做到彼日，助手，护士都换了三拨。大量的神外手术做过，就如太上老君炼丹炉滚过一下，气定神闲，在手术台上可以心静似水。”

可是，再高明的手术，有时候在病魔面前也是脆弱的，“比如胶质母细胞瘤，全世界平均生存期是14-16个月，手术再漂亮，又能挡住死神吗？手术后的成就感变得很飘渺，很不真实。从内心深处来说，我宁愿做高难度的良性肿瘤手术。”

曾经看到个病人，脑部肿瘤动了八次手术，切掉了一次又一次，父母在病床前陪了十多年，黑发的父母现已白发苍苍，女儿人事不知，全无意识。 “我会追问自己，这样的手术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究竟是为了拯救，还是在安慰。”

采访时，接近过年，这热腾腾闹哄哄的世界，不管背后有多少艰辛和孤独，始终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和眷恋，不是么？

1从容不迫

葛建伟的2015年，没有医疗事故，没有争执吵闹，病人来来往往，对他都是赞誉，顺利得听上去波澜不惊。但是实际上，他接手的许多是圈内公认的高难度手术，旁人只是听一听，也许就会战战兢兢。“对我来说，我觉得很从容。我喜欢高难度的手术，哪里有先进的技术，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我都会去看一看。”

二十年医生生涯，葛建伟做过的手术多得数不清，也完成了由“量”到“质”的蜕变。2015年，他在医院内完成手术250台左右，医院外会诊手术80台左右，高难度的居多数。“主治医师时，急诊手术特别多，从大量的基础手术中，锻炼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近些年来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急诊手术减少，高难度择期肿瘤手术变多。在脑外科手术方面，同年资医生中，超过我的手术量不会太多。”

之所以会接那么多的高难度手术，源于葛建伟喜欢挑战的性格。他是江苏盐城人，家中有一位伯父是内科医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国民党政府撤到了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得以回乡探亲。他对葛建伟的父亲说：“家里其他职业的人都有，唯独缺一个医生。”于是在1990年，葛建伟考上大学时，志愿填报栏上被密密麻麻填上了医学院校，最后录取他的，是当时的南京铁道医学院。

在校期间，葛建伟的学习很轻松，丝毫不觉得课程有什么繁重，反而认为难度不够高。毕业了岗前培训，因为能力出众，又被安排到医教科协助管理近两年，之后去科室轮转，第五年定在普外科，大家都推荐他去读研究生。

他说，既然要读，就读个好一点的。努力一下，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的第一名，远远超出了分数线。面试时，面试老师对他说，我们并不缺手术医生，而是缺做科研的人员，你来了，有出国机会。但是葛建伟并不想出国，索性就不想念了，后来经过前辈的劝告，决定留下来拿个学位，于是，他又被调剂去脑外科，哪知越来越感兴趣，一路读到了博士。

2浴血奋战

仁济医院脑外科是国内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有着辉煌的历史，实力在上海属于领先。

在读研期间，第一次入科，葛建伟跟着上级医生做腰椎穿刺。不知为什么，护士给病人输液打不进针了（那时静脉置管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大家都没有办法，葛建伟自信地说，静脉切开呀。随后拿起手术刀，干净利落，问题迎刃而解。顿时大家都觉得，这个研究生蛮厉害。“我有四年普外科医生的经历，急诊手术做得多，什么都切过了。”

脑外科领域的高难度手术，主要是颅底肿瘤、脑干病变和复杂、巨大动脉瘤等。葛建伟做过的最具挑战性的手术，是一个小脑上蚓部的巨大实质性血管母细胞瘤、肿瘤累及到脑干——中脑被盖。病人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工作一年，来医院时路都走不稳，葛建伟分析了影像学检查结果以后，觉得自己在术中可以从容控制肿瘤动脉血液的供应，使术中出血不至于过多。虽然手术有危险，但因为病人家境困难，也就没有选择介入栓塞以降低手术难度。

哪知在术中，葛建伟发现实际情况比术前分析得更复杂（双侧小脑后下动脉、小脑上动脉均有供应）——切不干净，止不住血。无奈之下，“完整按边界”的手术原则已没法在手术中贯彻，只好用下下策分块手术。手术在血泊中进行，他一刻不停浴血奋战了19个小时，长时间的站立使他腰痛难忍，他只能借着巡回护士帮他捶背的时候休息一两分钟。最终，手术换了三批护士，三批助手，从第一天早上九点钟做到第二天天明，而他就如一个绝世高手，始终一人与敌周旋。“不能让这样一个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年轻人，遗憾离去。”他说，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这一切。

手术非常成功，十几天后，病人顺利出院了，经过术后康复，生活得很好，身体棒得像运动员一样。

“这次手术，从手术时间、风险系数等各方面来说，都是我碰到过的最难的手术之一。作为一个医生，不仅要心理素质、身体条件好，还要有术中的精准判断。”葛建伟说。

3人性的追问

脑肿瘤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天塌下来了的一件事。作为一个脑外科医生，葛建伟看尽了人间百态，病人的喜怒哀乐。

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教授，不久前突发脑梗入院，做完手术后又肺部感染，采访时尚在重症监护室。他有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妻子，一直在ICU外面陪护他。有一天，这位妻子来找葛建伟，请求让她进入ICU去看看丈夫，她说，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对老人说过“我爱你”，怕现在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我明白，这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如果拒绝了，对病人家属来说，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我理解这种生离死别的情感。”

很多脑恶性肿瘤，尽管经过了手术、放疗、化疗，却还是只能延长几年的生存期，最终依旧要面临生命的坠落。“有个病人，患的是颅外脑膜瘤，这是一种切不干净的肿瘤，需要反复手术。病人从2001年到现在，经历了七八次手术，早已是植物人状态，被判断为脑死亡。但是因为国内尚没有脑死亡的立法，所以她依旧在医院的病房里。她是独生子女，父母一直陪伴了她近16年。一直到现在，父母还是每天轮流来医院看护她。”葛建伟坦言，他经常会陷入沉思，明明病人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家人和医生所有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对生命的尊敬，还是对自我的救赎？

类似的纠结，在胶质瘤手术中也常有发生。在普遍认知上，脑部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肿瘤，恶性胶质瘤一般来说平均存活期不过16~18个月。就算出现了新的放化疗方法，也只是令患者的平均存活率延长两个月。“这两个月对于统计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患者个体，有多大的价值就不好说了。曾经有个患了胶质瘤的一种——恶性室管膜瘤的男孩，四五年间开了好几刀，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男孩的父亲对我说，葛医生，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医学不是万能的，它有很多无奈的地方。你会发现，手术做得再好，在有些肿瘤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现在我宁愿选择一些高难度的良性肿瘤、动脉瘤，也不太喜欢去做胶质瘤手术，反复感受那份苦涩。”他说。

4定中生慧

2015年6月，来自全世界二十八个国家的近百名神经外科医生汇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葛建伟也是其中之一，齐聚在欧洲最著名的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参加为期一周的The 15th Helsinki Live Demonstration Course in Operative Microneurosurgery（第15届赫尔辛基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演示会）。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外侧眶上入路开颅手术夹闭动脉瘤的推广者、国际神经外科界公认的脑血管病顶级权威、颅内动脉瘤显微外科手术的大师级人物Juha Hernesniemi教授，是葛建伟敬佩的前辈之一，去芬兰之前，他就读过Juha的书。“教授总结说，神经外科手术要‘simple，fast，presevre the normal anatomy’，即简单、快速和保留正常解剖结构。这是非常精辟的。”

Juha教授身高一米八，但是手术时，居然还垫个脚凳。葛建伟回国后，给研究生看了Juha教授做手术的照片，说到这一处细节停下来，详细解释了原因：头高脚低是降低颅压最简单的方法。所以他的手术，对于麻醉师有不用吸入性的麻醉剂等特殊要求。

在葛建伟看来，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一些素养是要具备的——要胆大心细，要智慧过人。“每次学生说，葛教授手术这么好，为什么呢？我说，手术做到一定程度，就不是靠手了，手的操作有多复杂呢？不见得。而判断和策略会更重要。动作做得再漂亮，但是思考的方向错了，就无用了，甚至是有害的。”

手术开始前，麻醉师在麻醉、插管、打针，护士在做各种准备，葛建伟就在边上“过电影”——读病人的片子，手术方法，解剖结构，他要全部在脑子里面过一遍，他把这段时间叫“养定力”。“有一句成语叫做‘急中生智’，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急中是生不了智的，你一定要平时有准备。没有知识储备，哪来的智慧好生呢。智慧是从定力中滋生出来的，所谓定中生慧。”

口述实录

唐晔

近些年来，您做过的高难度手术都有哪些？

葛建伟

2015年开了一个蛮复杂的巨大动脉瘤。病人是一位73岁老太太，一年多前就发病，眼睛看不清，到医院检查是巨大的血管动脉瘤，要做介入。当时肿瘤直径接近三公分，老人仅右眼有一点点视力。我认为这个手术不适合做介入，和麻醉科联系，做了深低温的麻醉，首先把肿瘤的供血阻断，然后进行穿刺，让动脉瘤的体积缩小一点。但是术中肿瘤并没有缩小多少，又因为动脉硬化太厉害，颈动脉的供血无法完全阻断，还有斑块脱落，只好带血操作，艰难地完成了手术。

唐晔

在手术台前，还没开刀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

葛建伟

凡是我主刀的病人，一定要亲自看看病情，检查病人的症状、体征，还有各种影像学片子。科里有讨论，我也会参考同仁有价值的意见。进了手术室以后，我会和麻醉医生沟通，说出自己的一些要求，还有对护士的要求。在手术前，我还要再读一遍片子。在我洗手上台之前，病人的图像已经印在我的脑子里了——肿瘤大小，肿瘤部位，路径中可能遇到哪些结构的变异，基本上了然于胸。尽管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但绝大部分已经顾虑得非常充分了。脑外科医生，真正动刀的时候都心静如水。

唐晔

挑战高难度，心里有没有压力？

葛建伟

没感到压力。内窥镜手术在神经外科领域发展很快，我的显微手术已经成熟，但我新技术感兴趣，我做纯内镜手术三年多，都是自学的，自己看纯英文资料，在尸体上做解剖、看国外的手术视频、参加国内外的研讨会。内镜是二维的，手眼配合的本体感觉要训练，手术时的深浅需要把握好，这需要经验积累。开始的时候，做这样的手术需要两三个小时，现在绝大多数垂体瘤我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病人只需住院3至5天就可出院。

唐晔

外科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葛建伟

外科医生的一双手很重要，比如我现在做的是单鼻腔内窥镜垂体瘤手术切除，我是双手操作，助手持镜，那么狭小的单侧鼻腔，要置入内窥镜及另外两种手术器械，必须要灵活的双手才能完成。以前我太太用护手霜，我还嘲笑她，现在我也涂护手霜，而且我现在经 常锻炼，手臂肌肉很发达、增加手术时手的稳定性。还有就是心态。做显微镜手术时，组织结构放大八到十倍，甚至更高倍数来操作，需要很高的稳定性，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不平和，手的稳定性就不好。遇到一些大出血，人会慌张，往往造成动作变形，器械失误。所以，心态更重要，这是逐渐磨练出来的。

唐晔

这么多年，有没有过失落遗憾的时候？

葛建伟

有的。一个28岁的女患者，还在哺乳期，从东北慕名来找我，患的是一个巨大的前床突脑膜瘤，这种脑肿瘤报道的死亡率最高达到40%左右。这个脑膜瘤把颈动脉和周围的一些分支全部包络了，我事前判断质地很硬，全切是不可能的，我就按照不全切的策略去做，术后再做放疗。术中也很顺利，但是术后这个病人抽搐，癫痫，意识有变化，复查CT，脑子肿胀，也没有出血。怎么办呢？把骨头去掉；好转了些，对称又肿，也去掉。这个病人开了三次刀，最后还是去世了。我们在圈子里讨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虽然手术没有直接损伤到颈动脉，但是操作时热传导，加上患者颈动脉壁本身已经不是正常结构，推测术后颈动脉完全塌陷，造成同侧的缺血，就是脑肿胀，二次手术以后，缓解一些。但是她又是哺乳期，血管又不通了。病人离去后，我心情抑郁了好长一段时间——手术是很漂亮结束的，但是没能留住生命。

唐晔
临床上，还有什么高难度可以挑战？

葛建伟

单从临床技术来讲，我们这个学科，已经成熟了，再有多大的发展，不太可能，最多就是器械与药物的发展。比如说，现在国内用的导航都是国外进口的，也没有真正用的很满意的，这个还需要再发展；手术机器人，神经外科还没有进入实用，达芬奇都是其他科室在用。

唐晔

做医生二十年，收获是什么？

葛建伟

最大的收获就是成就感。不断地有大手术，不断地学习新东西，越来越自信。病人恢复得很好，术后充满感激地看着你，这是收获。我的从医生涯并不大起大落。我的爱好也不多，健身，读书。除了专业的书籍，还看一些历史、人文的书。中文的《读者》，英文的《北京周报》，郁达夫，胡适，冰心，鲁迅的散文，英文原版的《茶花女》我都看。我经历过很多了，看这些东西，享受就好。